越单纯，越幸福：冰心
冰心，这个名字，总是和七零后、八零后的童年记忆纠结在一起的。“小桔灯”作为一种语文记忆，好像真是在开启童年的记忆盒时，一眨眼就闪亮出来的符号，永远无法熄灭掉。
1957年春节前夕，冰心撰写《小橘灯》发表在《中国少年报》上，大概在八十年代的语文课本中，这一篇《小桔灯》就成为必读课文之一，和中国的七零后、八零后小朋友们长相厮守了，而于“冰心”这个名字的了解也到此止步，仅此而已。最多，在语文老师的讲述中，增添出一个慈祥的老奶奶形象，比较冠冕堂的称谓是“文学祖母”。
１９１９年９月１８日至２２日，“冰心”这个名字出现在北京《晨报》上，连载的小说《两个家庭》作者就署名“冰心”。在１９１９年１２月１日《晨报》创刊一周年的纪念特刊上，“冰心”之名再次闪耀登场。第一篇登载了胡适祝贺诗篇《周岁──祝〈晨报〉一年纪念》，第二篇即是冰心所写的《晨报·学生·劳动者》，第三篇是鲁迅的《一件小事》；第四篇是周作人翻译的《圣处女的花园》。当时冰心的文章列于胡适诗篇之下，排在鲁迅、周作人的文章之上，任何读者也会给予特别关注。
当时冰心还不满２０岁，是协和女子大学学生会的文书，如果附和张爱玲的说法，“出名要趁早”，那真没有比冰心出名更早的女作家了。当时的文学教父级人物胡适在１９２１年５月２５的日记中这样记写道：“三点半，到协和女子大学讲演，题为《什么是文学》略如我答玄同信里的话。是日见着协和的学生谢婉莹女士，她是很能做文章的，曾有好几篇小说在报上发表，署名“冰心”。她是福建人。”
那个时侯的冰心不写童话，甚至向往和希望写“悲剧”。早在１９１９年１１月冰心就曾在《我做小说，何曾悲观呢？》一文中说：“我做小说的目的，是要想感化社会，所以极力描写那旧社会旧家庭的不良现状，好叫人看了有所警觉，方能想去改良，若不说得沉痛悲惨，就难引起阅者的注意，若不能引起阅者的注意，就难激动他们去改良”。１９２６年１１月她应邀到北京大学讲演时，又大谈“悲剧”的重要性，她说：“今天为什么要讲悲剧呢？自从五四以来，我们醒悟起来，新潮流向着这悲剧方面流去，简直同欧洲文艺复兴时一样。“自我”意识的产生，就是一切悲剧的起源。“我是我”，“我们是我们”认识以后，就有了自由意志，有了进取的有了奋斗去追求自由，而悲剧就得产生。 ”
而事实上，在冰心笔下的悲剧作品并不多见，至少对于普通读者来讲，接触更多的作品体裁是散文、诗歌和童话。似乎，从冰心的骨子里，就看不到那种迂回曲折的作派与弄喜作悲的戏剧性。直率、坦诚得近乎单纯的个性，成就不了悲剧创作；要么是满怀欣悦，充满幸福感的童话型散文，要么是直奔主题，言之凿凿的战斗式论文，冰心以这两种方式的文学表达屡见不鲜。
1957年的《小桔灯》，以公开出版物的方式，以语文课本的方式，让我们记住这位充满幸福感的“文学祖母”；而同样在1957年的新华社《内部参考》中，一段不为人知的访谈纪录，让我们对冰心的直率、坦诚的近乎单纯的个性，有更进一层的认识。
冰心对当时的“肃反”运动扩大化相当反感，一针见血的说：“肃反的时候，我不在国内。也许我来说些话较为公允。我听朋友们介绍了情况。那是近乎残酷的。多少老教授受到了伤害。我有些朋友，在敌伪时期，蒋介石统治时期，坐过牢。受过苦刑。从敌人的狱门出来，他们的腰板更硬了。肃反运动中，他们无辜地挨了整。这一回却像是抽掉了脊梁骨似的，成了软体动物，再也直不起来了。学生们斗争他，朋友们见了不理他。最残酷的是，又要他活着，要他教课。不应该那么做。这太过火了。许多做法是违反宪法的。有些人自杀了。这不是平常的损失，这是我们队伍，向科学进军的队伍中少了几个人。没有人可以代替他们的工作。这种做法不合中国传统。国家丧失了元气，学术方面倒退了好几年。再不整风，那真将不堪设想。好的教授没有了，好的科学家没有了，好的医生、好的护士没有了。”
冰心对当时正在升温的“个人崇拜”予以坚决抨击，对斯大林的国内热捧，她回应道： “我在国外的时候，从报纸、传记、秘闻录、电台广播，知道了许多斯大林的事。回国来却见把他奉为圣人。直到他死了，赫鲁晓夫一揭发，才知道了比我原先知道的更要严重得多的事实。党的领导难道不知道斯大林这些事吗？我们中国也吃过他的亏？为什么他死了，叫全体同学等着他死？有的学生听到死讯还昏厥过去。那个时候，我一句话也没有说。许多人，没见过斯大林，也不了解斯大林，写了多少纪念文章。真是可笑。我的女儿把魏巍的文章抄在了日记本上，现在翻开一看，每一句每一字都成了讽刺”。
诸如此类的真心直肠之语，冰心在当年那盏“小桔灯”已经安安稳稳亮遍全国的时候，坦然表达，即使现在看起来，其勇气也也匪夷所思。这种逆时代风潮而动的大勇，只能是骨子里的东西使然。直率、单纯的幸福感使这位当时已近花甲的老人果敢、果断。
事实上，这种近乎童话似的单纯，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就早已为冰心赢得盛誉。胡适先生就曾经一言论定冰心的文学成就，他说：“（当时）大多数的白话文作家都在探索一种适合于这种新的语言形式的风格，但他们当中很多人的文字十分粗糙，有些甚至十分鄙俗。但冰心女士曾经受过中国历史上伟大诗人的作品的薰陶，具有深厚的古文根底，因此她给这一新形式带来了一种柔美的优雅，既清新，又直截。不仅如此，她还继承了中国对自然的热爱，并在写作技巧上善于利用形象，因此使她的风格既朴实无华又优美高雅。”——由于成名甚早，加之个性直率，却难免招致一些同时代不同风格、个性的女性作家的敌意，如张爱玲、苏青，甚至还有同乡、福州大才女林徽因。
张爱玲曾说:把我同冰心、白薇她们来比较，我实在不能引以为荣，只有和苏青相提并论我是甘心情愿的。而张爱玲所青睐的苏青说:从前看冰心的诗和文章，觉得很美丽，后来看到她的照片，原来非常难看，又想到她在作品中常卖弄她的女性美，就没有兴趣再读她的文章了。也许张爱玲不喜欢冰心是因为文字、性情之故，毕竟两人的个性与命运差异都是冰火两重天。而苏青鄙薄冰心，则显得尤其具备女性之刻薄，仅仅是因为觉得冰心不够漂亮。
与冰心同是福州人的林徽因，说起来原本是颇有些交谊的。冰心的夫君吴文藻与林徽因的夫君梁思成是室友，在美国留学期间，这两对才子才女曾经有过相聚，并留下一张野餐聚会的合影。那是1925年夏，冰心和林徽因在某个风景区野炊的情形。从照片上看，几个人正在泉水边野炊，冰心着白色围裙，手握切刀正在切菜，而林徽因则在冰心的背后，微笑着面对镜头。这张照片可以在《冰心全集》第二卷插页看到，冰心本人对林徽因也颇为赞赏，62年后（1987年）再次回忆起这次难忘的相聚，87岁的老人喃喃说道：“1925年我在美国的绮色佳见到了林徽因，那时她是我的男朋友吴文藻的好友梁思成的未婚妻，也是我所见到的女作家中最俏美灵秀的一个。后来，我常在《新月》上看她的诗文，真是文如其人。”
而冰心的小说《太太的客厅》发表后，萧乾认为写的是林徽因，有影射林徽因之嫌。甚至连金岳霖也说:像是30年代的少奶奶们不知亡国恨。林徽因看了文章，恰巧从山西回来，就把带的一瓶醋送给冰心，让其享用。其间意喻不言自明。虽然多年之后，冰心对这篇小说的人物原型有所澄清，原型是陆小曼而非林徽因，可当年与冰心同样敏感直率的林徽因，的确与冰心再少有往来。抗战时期，流亡西南的林徽因与冰心同在昆明，这对因国难流寓失所的同乡、同道、同为大红的女作家，曾经一度两家相隔十几分钟的路程，三年之间却也从不交往。可想而知，二人的积怨早已淡却了早年的交谊。
在徐志摩死后，冰心评论说:志摩是蝴蝶，而不是蜜蜂，女人的好处就得不着，女人的坏处就使他牺牲了。虽然这段话并未明确指出是哪个女人的坏处（陆小曼或是林徽因）让徐志摩牺牲，但冰心的这番话更是让两家的后代也心存了芥蒂。后来林徽因的儿子提起冰心时，也是怨气溢于言表；直至柯灵编选民国女作家小说经典时，也未能得到林徽因的著作授权，原因是丛书请了冰心做名誉主编，而林徽因的儿子说什么也不肯授予版权了。就这样，两个本是同乡的大才女生前、死后皆纠结难解。
纵观“冰心”这个文化或是文学符号演进史，她始终线路清晰的走在主流文化圈层中，始终头脑清醒的保持着主流价值体系的文学表达，无论是胡适的高调推举，还是张爱玲、苏青的冷讽；无论是文革中的五七干校劳动改造，还是同乡林徽因的生死纠结；冰心本人99年的文笔生涯，都始终洋溢着那种童话式的幸福感。冰心没有告诉我们太多关于文学概念的高深理论，她只是给予我们一种现代人亟需的幸福感成形术，即：越单纯，越幸福。
